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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驱动型城市化
中国自1978年后的经济转型显示在最近的40年,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成为新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动力。它表明自1850年以来对明清“新儒学”失望而采用的偏激模式,只是悠长中国历史中的一小步。刚过去的40年的转型仍代表了对中国应如何往前发展的探索的延续。然而转型期的中国城市化和城市发展已经和毛泽东时代有很大的分别,很明显地,转型期的城市动力来自三大因素:
1. 成功的开放政策促使外资大量涌入,中国成为国外企业的采购和加工基地,而中国产品亦因此大量进入了国际市场。因为地利,中国东部沿海的城市得到重要的发展要素。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沿海城市亦最早和最广泛地享有特殊的外向经济发展,以及地方自主权提高的政策,如设置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等。比如,在2004年,中国的FDI流入共600 亿美元,其中九成以上流向沿海城市。中国的加工出口产品占了总出口的55.3%,而它们亦主要源于沿海城市。因此,外力配合开放策略,促进了沿海城市近40年的发展。
2. 在农村的农业政策改革和农村户口、经济产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改革。农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接着又取消了对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开放大部分农产品价格,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其后,又容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镇务工、务商和从事交通、服务等第二及第三产业。
这些与农业和农村有关的新政策,急促地增加了农村本已充裕的劳动力,同时又容许劳动力转移至非农行业和由农村进入城市,大大促进了城市化和城市发展。估计中国潜在的过剩农业劳动力一度达3亿人,而就近的城镇集体和私人的乡镇企业在90年代初吸纳1.5亿人,造成了被称为“由下而”(bottom-up)的“农村城市化”,即在农业区域的小城市和镇的增长。
与此同时,由于户口管制的放宽,入城打工(一般从事建筑业、制造业、家庭佣工和个人服务业的非农业活动)的农村人口,亦曾达1.2 亿~1.3 亿人。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形成转型期的大量“临时”或“浮动”人口的城市化特色。入城打工在空间上更大量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成为出口型加工工业和依附于它们的有关行业的劳动力来源,因此,这一城市化特点1996年时被学者概括为“外资驱动型城市化”。
城镇定义的行政变更。由于改革开放中的一环是下放权力,城镇作为行政单位,经历了新的行政定义变更。以城市为例,10万人口的最低人口标准便放宽了;新的标准,如本地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总值、出口总值和开放地位等,成为较重要的设市考虑。就在变更最大的1980~1990年这10 年间,全国新设市 400个,新设镇约1.6万个,是中国历史上城填数增加最多的时期。就在城市化快速增长的同时,全国的县数正在减少,由1982年的2132个减为1990年的1902个,因为其中一些在行政上已变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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